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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Sogou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16日 04:43:42  【字号:     】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11日,一张在互联网上疯传的图片震撼了整个香港:熊熊的火苗在一辆黄色的香港校车前燃烧。下午,警方在记者会上证实,有暴徒将汽油弹投掷在了一辆学校校车前,情况非常危险。

一辆校车受到汽油弹波及

就在同一天,早晨在西湾河面对暴徒殴打和抢枪而连开三枪的警长还在上小学的女儿被暴徒在互联网上“起底”,其姓名与学校一并曝光。有人在网上扬言“祸必及妻儿”,要把小女孩“从楼上扔下来”,也有暴徒声称要去打砸该小女孩所在的学校。

这两件事把许多香港父母的不安与愤怒推向了高潮:我们的孩子,在香港还安全么?

网传照片,公交车外火苗熊熊,车内小朋友恐惧地把头压下

开枪警长女儿所在学校外出现大量黑衣人 许多小朋友被吓哭

孩子和该警长女儿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的郑女士11日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采访时透露,当天开枪事件后不久,就有一名戴着口罩的黑衣人举着牌子站在学校门口。包括学校老师和社工在内的多人试图劝他离开,但黑衣人始终没有走。

郑女士称,此后有警察来到学校护送上述警长女儿回家,学校也于当日10时45分安排放学。不过,由于学校所在地区已经出现堵路和暴力事件,很多学生在学校滞留超过2小时才能离开。有一辆校巴因为中途经过道路被堵塞的旺角,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还没能把学生们全部送到家。目前,学校已宣布12日至13日停课。“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让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并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校方向家长们发出的通知中写道。

另外一名孩子也在该学校读书的香港妈妈则告诉记者,这所学校里平时幼儿园小学中学离校时间不尽相同,但11日受到威胁后,学校赶紧把所有学生都集中在一起“大撤离”,所以安排学生上车就花了不少时间。还有一些不坐校车的学生,学校也紧急逐一和家长确认接送安排。

“我的女儿还在上小学,但疏散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原因了。由于当时有各种传言,师生们都特别紧张。我女儿说,当时有老师紧张到哭出来,小朋友们更是有很多吓哭的。”这位妈妈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校巴离开学校的时候,我女儿看到学校门口停有不少私家车,车里坐着黑衣人。她还说,校巴上有别的小朋友看到车里有黑衣人拿刀的。后来,校车上的阿姨马上让小朋友拉上窗帘,不要再向外张望。”

开枪警长女儿被起底和威胁的遭遇并非个例。“反修例”风波五个月以来,不少警察的子女在校内遭到霸凌,在校外遇到安全威胁。香港青年协会近日进行的一份中学生心理健康调查发现,如今的社会环境对警察子女已经造成影响,有初中生与警察父亲同住,因为同学都知道他父亲的职业,因此一开学就感到同学的异样目光,让他不敢与朋友接触,开学一个月已“不想上学”,曾“诈病”逃避压力。

本月初,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向会员发出通知,协会与各级政府官员经过磋商后,可协助安排警员子女在明年到大湾区城市升学。通知称,供选择的学校地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9个大湾区城市,就读年级由幼儿园至中学。

一名叫Connie的香港警嫂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 11月5日收到这一消息后,她所在的警嫂社交媒体群中,“几乎所有有适龄小孩的人都申请了,估计有500个家庭”。Connie说,之前几次有关此事的咨询会上,曾经对警察家庭做过问卷调查,有接近900份受访问卷都表示想让小孩离开香港,其中80%选择送往内地。

巧合的是,11日中午12时刚好是报名的截止时间。“今天早上,家长群里本来还充满了对送孩子上学遇到各种麻烦的抱怨,但那辆差点被汽油弹烧到的校车的照片被发出来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Connie说,一些原本还有些犹豫的警嫂几分钟内就下定决心:要让孩子远离被黑色笼罩的香港。她自己原本计划明年秋季再把孩子送回内地,以便减少影响孩子学业,并有充分时间在内地租房,但这件事情发生后,她迅速重新递交了申请表,决定明年一开春就把孩子送回内地。

“我们已经不敢奢望,能让孩子爸爸每周都能回家看到孩子了,我现在只求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成长”。Connie说。

黑衣暴徒打砸幼稚园校车 父母“从未像现在这样恐惧”

不止是警察的子女,11日对于整个香港的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黑色的一天”。除了那辆差点被汽油弹点燃的校车,当天还有一辆幼稚园的校车遭遇了暴徒的攻击。一家名为Highgate House School的香港幼儿园11日下午发布声明称,该园一辆车牌号码为“DS6258”的校车早晨在开往学校的路上,在薄扶林路上接近香港大学的区域遇到一个路障,当校车试图绕路前行的时候,一群暴徒涌来并打砸校车左侧的车窗,车窗的玻璃被打破。让人气愤的是,据声明称,暴徒打砸校车时,车上还有一名小朋友,万幸的是小朋友没有受伤。

两辆校车的遭遇在许多香港父母中引起了极大忧虑和愤慨。“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惧过”,11日,一名小学四年级学生的妈妈这样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我家孩子一直坐校车上下学,以前总认为学校和校车还是安全的,但今天早上的事情彻底把我吓到了,一整天都不安心。”

这名妈妈说,自己孩子的校车原定路线经过西湾河,不过早上因堵路而临时改道,后来当她知道那里竟发生了暴徒抢枪事件时,她简直后怕极了。她还告诉记者,因安全原因,自己孩子的学校中午就紧急通知各位家长前去接孩子回家,由于早上的两起校车事故,很多父母已不再放心校车的安全,亲自赶到学校接孩子回家。

由于暴徒们11日这天使全港交通陷入“大瘫痪”,许多家长中午和下午根本到达不了学校接不到孩子,更是担心到了极点。另一位香港妈妈11日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因为地铁已彻底被暴徒打烂,公交车也停止运营,她有两名朋友都没法去学校接被紧急疏散的孩子,焦急的她们只好请一位有车的朋友去接,一路上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而有在港岛上学的孩子,由于隧道被堵死无法过海,只好和父母一起徒步翻山才回到家。

穆先生在香港一家国际学校作老师。他告诉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整天都处在不安的气氛中,不仅本地和内地的孩子与家长担心,就连外国小朋友也一样害怕。“我们班今天没来和早退的学生超过四分之一,有学生八点才到学校,九点半家里人就因为害怕把他接走了。很多学生告诉我,他们在来的路上看到路障和暴徒与警察的对峙。我也提醒他们,上校车前少喝水,因为不知道路上要走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穆先生对记者说,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正在离开香港,因为他们的家人认为这里太不安全了。

“我已愤怒至极,暴徒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了!”郑女士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表示,她与几位家长已经决定要一起保护孩子们,哪怕需要组成“人墙”也义无反顾,决不能让暴徒进入学校。“然而,我看到社交媒体的家长群里却有一些人丝毫不把孩子的安全放在心上,反而去要求学校与警察‘割席’,真的让我太寒心!”郑女士气愤地说。

港漂妈妈:“我没法向孩子解释,为什么他不能说普通话”

对于许多港漂父母和跨境学童家长来说,如何把孩子送回内地读书,已经成为他们最近最急迫的想法。他们不只忧心孩子在街道上的安全,更忧心孩子在校园中可能遭受的欺凌、歧视,以及已暴露出严重问题的香港教育对孩子可能造成的影响。

“我没有办法向我的孩子解释,为什么出门在人多的地方,他不能说普通话”,一名在香港已经“漂”了五年的妈妈这样对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痛苦地说道,“当在街上看到一群人围着警察辱骂的时候,孩子问我,为什么那些人要骂警察,他们不是保护我们的么?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来香港,本来是为了孩子,想让他在成长中能有更多机会,可以在这里同时学到中西文化,将来有更多选择。但我没想到,现在不仅他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还要担心他的心理会潜移默化地被糟粕影响。”这名孩子还在上小学的“港漂”妈妈表示,“我对孩子的未来已看不到希望,我现在只想带他回内地。我已让朋友帮助咨询联系内地的学校了。”

许多跨境学童的父母则面临更痛苦的抉择。由于跨境学童绝大部分都出生在香港,没有内地身份也意味着他们无法正常入学普通的内地中小学,只能选择费用高昂的国际学校。“国家能否考虑允许香港身份的孩子跟随还是内地户口的父母回内地读书?”“能否有一些支持港漂及其子女回流的政策?”在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采访中,有许多跨境学童家长和父母忧心忡忡地向记者询问和恳求,“请在这个特殊时期,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些支持吧。”

“对于一些来自深圳的学生家长而言,香港教育的吸引力正在迅速消退。”香港《南华早报》10日这样写道。报道称,一家独立教育机构荟同学校今年早些时候在深圳开办了分校,该校招生主管凯拉・高表示,近两个月来,香港家长对该校的入学咨询开始明显增加。高表示,来该校咨询的大部分父母态度都很坚定:他们都希望(与子女)返回深圳。有的从安全方面考虑,有的担心孩子是否会受到平等对待,但基本都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和为家庭做长远打算”。

近日,网曝黑龙江大庆油田总医院以没有床位为由拒绝接收产妇,结果产妇大出血后延误治疗时期导致最后死亡。该帖随即引发热议。

11月9日,大庆卫健委就此事发布调查情况说明。说明称,由于没有床位,院方曾劝说产妇去其他医院。同时公布事件发生时间线,称产妇危重情况下仍回家吃饭。

说明公布后,引发网友持续热议。作家陈岚在微博评论道,“高度警惕风险的心有此刻找医院麻烦的一半热乎,大概产妇不会死”。

众多网友也对产妇家属提出质疑。11月11日,死亡产妇母亲刘女士向荔枝新闻回应称,通报避重就轻。“现在很多网友质疑我们,我会为姑娘讨回公道”。

距离预产期半个月,忽然查出先兆子痫

“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每一条都是医学上的高危因素。为什么产妇及家属不提前住院、临产前才去医院?”一位网友如是评论。

刘女士回应称,女儿的预产期是11月14日,当天去就医的10月30日,距离预产期还有15天。“当天早上起来,她突然眼睛有点难受,腿也肿了,所以去医院做的检查。之前检查,都一切正常”。

荔枝新闻在家属提供的10月30日的“门诊病志”上看到,描述里写有,“既往无高血压病史,5天前产检血压正常”。

刘女士表示,当天得知女儿患有先兆子痫后,医生并无特别提醒病重,此前也不知道先兆子痫会到危及性命的地步。“医生没交代这个病情的严重性,咱们老百姓也真的不懂得这个术语。反正我这么大年纪了,真没听说过”。

医院告知无床位,家属坚持系延误治疗

对于众多网友质疑的“为何病情危重仍不转院”,刘女士表示,此前产检一直在大庆油田医院,且离油田医院最近。

“医院告知没有床位后,我们同时联系了三家医院。另一家医院是联系上了,但是只是说有可能有床位。而且等我们正往另一家医院走的时候,孩子流血了。这时候离大庆油田医院也就一公里,所以我们就返回油田医院了”。

刘女士在回复澎湃新闻时则表示,“希望有更好的医疗服务,所以选了大庆油田医院”。

通报中同时提到,中午产妇家属曾返回家中吃饭。刘女士解释道,“我们联系医院的时候,同时开车往回走。到家以后,妇产科医生就给我们打电话了,让我们赶紧来医院。饭还没做好,孩子吃了两口菜,就往医院赶”。

家属所述是否属实?荔枝新闻致电大庆油田总医院办公室,始终无人接听。

根据刘女士单方面的陈述,其坚持认为,医院延误治疗导致病情危重,同时希望能够公布从10月30日至11月5日的治疗情况说明。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原妇产科主任左绪磊在其个人认证微博上评论道,“我的理解是要么术中出血,要么因先兆子痫病情危重如并发心衰、肾衰、DIC,或者之后在ICU里发生了严重感染,才导致死亡的。不然无法理解怎么导致的死亡。对于从术后到死亡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什么,双方都没有只言片语。有一个问题,假如是病情危重的话,为什么当天上午没有收治入院?孕产妇病情危重的时候,是不可以以‘无床’为借口拒收的。假如要转院,也该是这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护送过去才行”。

荔枝新闻了解到,2009年,国家卫生部印发了《急诊科建设与管理指南(试行)》。其中明确规定,急诊实行首诊负责制,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者推诿急诊患者。对于重、危重急诊患者要按照“先及时救治,后补交费用”的原则救治,确保急诊救治及时有效。

产妇的死亡究竟是何原因?目前,医院已对产妇进行尸检,将于之后公布尸检结果。

家属状态差,婴儿仍在治疗

刘女士告诉荔枝新闻,女儿此前一直是社区志愿者,帮助过很多人。

因为生产意外离世后,家里所有人都状态很差。“之前接受采访的她丈夫,现在完全懵了,开车我们都不让开;家里还有个老大,这几天他一直哭,说姥姥我不上学了,妈妈没了。我说,妈妈没了,姥姥在呢,姥姥把一切都给你。他说,姥姥是姥姥,妈是妈”。

产妇与家人合影

对于产妇留下的婴儿,刘女士称其状况不好,“CT做出来显示,孩子脑袋有问题,还在监护室待着,我们还没接。他妈刚走,官司没打完,现在孩子我们也看不着,我们也接不了”。

刘女士表示,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将聘请律师,坚持为女儿讨回公道。

一纸文件,结束了薛锐权20年的从警生涯。2018年12月29日,位于广东省云浮市公安局六层楼的620办公室里,44岁的薛锐权被当众宣读了云浮市公安局的处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公务员辞退规定(试行)》,经研究决定,辞退薛锐权。理由是“不符合当前计生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

作为云浮市公安局下属某支队副支队长,薛锐权自1999年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后,便进入云浮市公安局工作。面临辞退处分的当下,其33岁的妻子谢峥玲生产在即。在此之前,薛锐权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除了和前妻育有一女外,他与现任妻子谢峥玲还有一名8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

薛锐权沉默着听完了这份决定书。收拾好所有处分材料,走出办公室,关上车门,一人闷坐许久。

四个月后,2019年3月21日,在云浮市第一小学任教的妻子谢峥玲,在产下女婴的第60天,被云浮市云城区教育局予以行政开除处分。

两人也曾计划流产,以规避原地方计划生育条例中“超生即辞退”的风险。但2018年5月,广东省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进行修改,废止该条款。

薛锐权夫妇决意“冒险”――在不被辞退的前提下,承担未知的行政处分,生下腹中三胎。

现在,“冒险”失败了。11月3日,薛锐权将自己的经历诉诸文字,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引发“因超生被辞退”是否合理之争。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曾推动全国多地地方性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在他看来,这本质上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相冲突的结果。他告诉新京报,体现在薛锐权夫妇的个案中,该冲突甚至难以借助法律渠道解决。如若部门规章中关于计划生育的陈旧规定得不到修改,法律冲突依旧,三胎生育之争仍会复现。

意料之外的“政策外三胎”

事实上,这个“超生”的“老三”是薛锐权夫妇计划外的孩子。

2017年9月,时任云浮市公安局下属某支队副支队长的薛锐权应中国公安大学邀请,前往北京进行为期一年的授课活动,他和妻子因此分居北京、云浮市两地。

次年的五一劳动节假期,薛锐权返回云浮和家人短暂相聚后,当月月底,在北京的他接到妻子电话,电话里谢峥玲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33岁的谢峥玲当时正是云浮市第一小学的在编教师,若生下第三胎,按照此前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薛锐权和妻子谢峥玲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超生意味着被开除或被解除聘用合同。

“上有老下有小”,同时担负着抚养两名小孩和照顾四位老人的重担,夫妻俩不敢轻视处罚,2018年5月30日,确认怀孕后不到一周,谢峥玲便向学校请假前往医院咨询流产事宜。

流产计划原定在当年的6月3日。流产手术之前,夫妻俩看到一则新闻――《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超生即辞退”条款的废止。

2018年5月31日,广东省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出修改。修改后的条例降低了超生罚款,而最大的改变是――原条例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乡镇集体企业对其超生职工应当给予开除处分或者解除聘用合同”被删除,修改为“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他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广东省并非孤例。此次修例背后,是2017年5月,由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4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早提出审查建议,认为包括广东在内的部分省份的地方立法中有关“超生即辞退”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规定,为纠正和防止地方立法随意突破法律规定,建议对地方立法中增设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法定情形的规定予以审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是当时提出审查建议的起草人之一。“职工因超生被辞退”作为法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王全兴发现,关于超生给予纪律处分引发的纠纷很多,常有劳动者诉至法院,而不同法院之间广泛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超生违反的是公民对国家的义务,应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并不违反作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劳动义务。而劳动纪律作为劳动过程中的行为规则,是给予纪律处分的基础,劳动权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而受到限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这四位学者在搜集各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后,历时2个月撰写形成审查建议稿,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2017年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广东省、云南省、江西省、海南省、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发函,建议对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中关于“超生即辞退”等类似的严厉控制措施和处罚处分处理规定作出修改。

其后,不到两年时间里,福建、贵州、广东、江西、海南以及辽宁、云南七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作出了相应修改。

这一系列调整,被视作是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重大变革,使得曾在多地施行数十年的职工“超生即辞退”规定成为历史,并为媒体广泛报道。

频繁的“思想工作”

2018年6月3日这天,薛锐权和妻子通过新闻及时捕捉到了该信息,生下三胎的念头在夫妻俩心里冒了头,谢峥玲“消了流产假”。为核实和预估风险,薛锐权第一时间把电话打到了自己户籍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我想找到一个对口的单位来承认这个条例”,薛锐权回忆,因为没有收到正式的文件,当时在地方街道办事处和计生部门,薛锐权都未能获得确切回复。

夫妻二人找来最新修订的条例细细研读,翻看媒体报道,寻找专家释疑,“每天都在不停地搜索计划生育政策、三胎政策”。

越来越多的信息向二人释放出了好兆头。

2018年7月18日,为统一劳动人事争议裁审法律适用标准、规范裁审程序衔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中第十三条规定:如果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虽然没有完全放开三胎,但是也释放了一个不会严厉惩罚的信号”,薛锐权确信,“生三胎是违规的,是需要在单位面前承认错误的,但是处罚有一个保底――最严厉的措施已经删除了”。

2018年9月11日,妻子谢峥玲的单位将二人政策外怀胎的情况函告云浮市公安局时,云浮市公安局首次了解到这一情况。

据薛锐权回忆,7月将情况告知学校时,学校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当妻子谢峥玲把新的政策精神和计划生下三胎的决定告知所在的云浮市第一小学领导时,校方不但态度缓和,还对其表示恭喜。

新京报记者致电云浮市第一小学,该校工作人员在电话中称对此事并不知情。在后来云浮市云城区教育局对谢峥玲作出的开除处分决定书上,说法和薛锐权并不一致。该文件称,云浮市第一小学为促使谢峥玲采取补救措施终止妊娠,校长、分管副校长及相关工作人员分别于2018年6月19日、20日,9月7日、11日找到其做思想工作。

但薛锐权说,自该年10月开始,与此前“相安无事”状态不同,云浮市公安局与云浮市云城区教育局先后派出工作小组20次要求二人作出“补救措施”――堕胎。

“不堕胎就辞职,也警告我将来孩子读书上学都会受影响”,薛锐权说。尽管此前对可能面对的行政处分有心理准备,但当反对的声音出现时,薛锐权夫妇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随着谢峥玲产期临近,压力与日俱增。频繁的“思想工作”甚至一度影响她的正常教学。一次日常的授课时间,校领导在教室门口朝内厉声喊道:“谢峥玲,出来!”她不得不中断讲课,离开教室接受“训话”。

怀胎6月,薛锐权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妻子的腹中胎动,“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感觉到她是个生命了!她在动的时候就好像在说:爸爸,你不能不要我”。

2018年11月,薛锐权前往云浮市云城区卫生健康局再次确认三胎生育政策。据其当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吴主任告诉他,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但是会影响工作调动、评优和提级。薛锐权事后把该答复转达至单位,希望借此向单位解释当前计划生育的最新精神,“希望单位依法依规遵照司法程序处理此事”,但最终未被采纳。

争执“超生辞退”

让夫妻二人始料未及的是,“冒险”生产的代价比预期来得快,也更惨重。

“屡教不改”、“故意拖延”、“拒不采取补救措施”、“认为国家的计生政策会有所变化甚至会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前放开生育三胎”、“坚持实现其生育第三个子女的愿望”……这些行为被视为夫妻二人政策外强生第三个孩子的表现,被记录在案,并呈现在其后下发的处分决定书上。

2018年12月21日,云浮市公安局督察支队对薛锐权做出停止执行职务的决定,八天后,他被云浮市公安局正式辞退。2019年3月21日,妻子谢峥玲被云浮市云城区教育局开除。

新京报记者就薛先生被辞退一事致电云浮市公安局政治处,对方拒绝了采访请求,之后电话均无人接听。

对于薛先生妻子谢女士被学校开除一事,云浮市云城区教育局负责管理计生工作的一名工作人员证实,谢女士生三胎,是被学校开除的主要原因。至于具体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不便透露。

云浮市云城区卫健局一工作人员则向新京报证实,对于超生家庭,“公职人员会有处分,但不会开除。”

此前,对超生所面临的“行政处罚”,二人曾多次作出预估:被撤职或被降级,那么意味着收入减少,压力增强。但“辞退”和“开除”的处分规定从未在其想象范围内。

二人困惑,根据2018年5月31日发布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相关规定,明确删除“超生即辞退”的规定,即使是接受行政处分,但“辞退”并不属于“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法定行政处分任意一种。除此之外,薛锐权也认为,对妻子的开除处理过重,违背了国家政策精神,而自己在孩子出生前就被辞退也违反法律程序。

2019年3月至6月期间,他先后向云浮市委组织部、云浮市教育局提出申诉,但均得到的是“维持云浮市公安局决定”、“云浮市教育局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9月6日,薛锐权自拟起诉状向云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因被认定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可诉行政行为,法院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穷尽所有救济申诉渠道未果,11月2日,薛锐权将自己的遭遇诉诸文字,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引发众议。

11月3日,曾参与调查处理该案件的云浮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除了超生问题,薛锐权被辞退还涉及因其超生带来的一系列衍生问题。

11月7日,云浮市公安局就薛锐权被辞退的决定作出《情况通报》,其中指出,薛锐权作为民警和公务员,明知妻子政策外怀孕仍执意生育四孩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我局对其多次教育仍无转变,认定其已不适合继续在公安机关工作。”

在薛锐权获取的《公务员申诉案件答辩书》(简称“答辩书”)和开除决定复核书中,云浮市公安局和云城区教育局也分别就对二人辞退、开除决定作阐述。

答辩书中提到,薛锐权没有“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做出的决定和命令”,符合规定中可以予以辞退的情形。其中还指出,按照《广东省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纪律处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也可对薛锐权依法予以行政开除,但“辞退”仅是解除与公务员的任用关系,而被开除者终身不能成为公务员,鉴于薛锐权在警局工作多年,遂对其作辞退处理。

对于谢峥玲的行政开除处分,云城区教育局的复核决定书中显示,其依据的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以上答复薛锐权并不认可。就其所指出执法程序问题,云浮市云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曾在电话中答复新京报记者,“处罚是由工作单位作出”。

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冲突

关注到薛锐权的三胎超生纠纷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称,“这其实是超生当事人和其工作单位间的纠纷”,梁中堂介绍称,过去涉及超生人员的处理,一般由地方计划生育委员会或卫计委作为执法机关介入,而在该纠纷案中,“由单位坚持对超生作处罚,是比较少见的,属于特殊个案”。他同时指出,男方在超生三胎出生前、未形成超生事实时就被处理,的确不符合程序。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也认为,“这样的辞退与开除决定,与2018年5月31日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删除‘超生即辞退’的政策精神是不符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云城区教育局和云浮市公安局就职工超生问题做出辞退和开除处理,在适用相关法律时,未能与现有的生育政策、宪法以及修改后的人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紧密结合。这种机械地执行法律法规的做法,其实是对过去“超生即双开”陈旧规定的延续。其不仅侵犯当事人的劳动权,也与宪法所保障的人权相冲突。

在研究该案例后,王全兴教授发现,就薛锐权夫妇“因超生被辞退”是否合理之争,本质上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的结果――当地方性法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2018年删除“超生即辞退”的规定后,省政府办公厅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人社部规章“暂行规定”仍旧延续着自2012年以来对超计划生育人员“过时”的处罚规定。

他认为,“规定”与地方性法规抵触,在该案例中无效。而其妻子依据“暂行规定”被开除,这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只能依照《立法法》的规定,由国务院或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王全兴称,此案例在现行程序法中存在法律救济渠道缺失。

薛锐权夫妇的遭遇,在双方单位中都属首例。但王全兴教授强调,如若《广东省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纪律处分规定》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关于计划生育的陈旧规定不作修改,法律冲突依旧,三胎生育之争仍会复现。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公布,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再保留。梁中堂说,在其看来,薛锐权的遭遇,一定程度上也是该过渡阶段的产物。

警察超生被辞退 通报:违法生4孩 多次教育拒绝配合

广东警察被曝因生三胎被辞,警方通报:其违法生育4孩,曾先后十几次找其当面谈话教育,其本人拒绝配合。通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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